杭州，AI時代的第一個城市“犧牲品”
自從杭州踏上了爭奪一線城市的戰場后，那個在評書中安靜閑逸的“人間天堂”，已經陷入了互聯網、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的喧囂。隨著杭州關于人工智能的企業越來越多，就業機會也隨之增加，那些喊著“逃離北上廣”的AI人才終于找到了一個好去處，殊不知，從“北漂”到“杭漂”，不過是從一個殘酷的戰場奔向了另一個即將殘酷的戰場。
尷尬的優秀
不得不說，杭州是十分優秀的，據《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8》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6月，在全球人工智能企業最多的20個城市中，美國占了9個，中國有4個城市入圍。北京以395家居全球第一，杭州“擠開”了廣州，與上海、深圳共同進入人工智能企業數全球20強城市之列。但是，杭州的優秀，又有些說不出的尷尬。
1． AI企業眾多，但馬太效應嚴重
在科創上，杭州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特色小鎮”模式，而這種模式大概是以色列特拉維夫和新加坡二者的結合，也就是在政府主導下，本土初創企業與大型集團或跨國公司共同推進科技創新。
在這種模式下，杭州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僅2017年上半年，杭州特色小鎮完成固定資產投資259億元，杭州市市每萬人擁有人工智能企業的數量等指標居全國大中型城市首位。
圖為杭州人工智能企業生態
然而，據智投云的監測數據顯示，過去五年里，杭州本地的創業融資項目數量在2015年達到峰值后，在2016年出現了下滑。即使當地政府對科創項目給出了極大的優惠政策以及高容忍度，但杭州還是沒能復制特拉維夫“第二硅谷”的成功。
這里不得不提到杭州和特拉維夫的融資情況。要知道，特拉維夫吸引外資的能力十分強大，以色列80％的國際銀行、風險投資以及國際律師事務所都位于此地。但是，杭州支持人工智能發展的資金主要來自于風險投資、產業基金、政策資金等，存在許多相關企業為了追求短期的經濟效益，無法積極投入前沿技術研發，導致發展乏力的情況。
此外，杭州的巨頭公司比如阿里、螞蟻金服、網易、海康威視等已經積累了許多技術成果，比如螞蟻金服生物識別技術小組與Face＋＋合作研發了人工智能生物識別機器人“螞可”，海康威視則擁有大數據、人臉識別、深度學習等核心技術，在MOTChallenge中，曾榮獲“計算機視覺多目標跟蹤算法”世界第一。
反觀其他人工智能企業，除了慧芯金服網絡科技、宇泛智能科技、辛頓科技這類新興技術公司能在人臉識別準確率上取得比較不錯的成績，其余人工智能公司都是以點狀形式在探索，而如何和互聯網、大數據、云技術等進行有機整合，還沒有摸索出有效的商業模式。同樣的一項智能技術，有雄厚背景的大公司生根C端，商業模式十分成熟，發展速度和業務深度都不可同日而語，而初創企業卻難以從零開始積累用戶，火熱的初創背后，是面對C端的力不從心。
2．晉級“灣區”，但不具備灣區氣質
位于加州的舊金山灣區曾經創造了高達7855億美金總GDP（僅次于世界18個國家）的傳奇，如果對標中國版灣區，深圳所在的珠三角地區無疑最具灣區氣質。然而，中國版灣區并非一成不變，在2017年中旬，浙江省政府開始釋放謀劃“環杭州灣大灣區”的信號，而這一信號也很快被上海市政府所接收。
相比珠三角里香港、廣州、深圳三強相爭的格局，京津冀借力雄安新區調整優化城市布局，以上海和杭州為核心的長三角灣區，因為區域內更高的經濟整合程度，成為中國科技界不可忽略的重要區域力量。
參考加州的灣區，一個區域能在科技上取得成功，首先要保證社會的開放度，也就是擁有發達的對外交往網絡。在G20之前，杭州一直都是上海的“后花園”，在此之外，杭州雖然走上了臺前，開始社交，卻也比不上“老大哥”上海，不得不說，上海在長三角的領頭地位十分穩固。
今年年初，人民論壇測評中心對19個副省級及以上城市全面開放度進行了測評。在社會開放度這一項上，杭州排名第八，不僅在四大一線城市之外，還列于天津、重慶和成都之后，得分也在均分之下。從這個角度來看，杭州的“灣區氣質”還有待提升。
圖為各城市社會開放度得分
成也蕭何
杭州是我國重要的高新技術產業基地、電子商務中心和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也是互聯網電商高度集聚發展的城市，在探索人工智能的路徑上，杭州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1．以阿里、網易、海康威視為代表的IT產業巨頭紛紛搶占人工智能制高點。2016年4月，杭州市與阿里云共同開創杭州城市大腦概念，同年10月在杭州云棲大會上正式啟動建設。2017年底，阿里云ET城市大腦入選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
可以說，在杭州“城市大腦”建設伊始，阿里云就全方位地參與城市大腦建設，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處理以及互聯網架構、數據中臺、專有云等方面，阿里投入了眾多科研力量攻克技術難關，并以技術優勢順利推進項目落地，打造了杭州的“城市大腦”名片。
2．浙江獨特的地緣環境孕育了浙商群體，浙商的特性成就了不少企業。“浙商”這個詞匯最早出現在景定《建康志》里，據記載，紹興元年辛亥（1131年）“（葉）夢得奏，京東諸州艱食，桑柘不熟，二浙商賈轉販入京諸州，收息數倍。朝廷方議收復，必將與天下為一家，京東雖見屬偽境，然皆吾民也。今從偽之人日夜不忘本朝，而我因其饑寒而遂困之，是棄之也，毋乃重失其心乎？”由此也可見浙商的機敏。
從個人特性來看，浙商承載著越文化品格的基因，有著越文化樸實勇猛的個性、開拓疆域的價值追求以及實事求是的實踐品性等文化特質，拿風頭正盛的拼多多創始人黃崢來說，作為一枚純正的杭州人，在其創業發家的軌跡中，我們總能看到杭派的打法。
從組織特性來說，浙商企業往往建立在親緣、血緣和地緣關系的基礎上，依靠血緣宗族紐帶而產生社會關系網絡，因而具有特殊的信任模式。從企業特性來講，浙商是當代中國人數最多、分布最廣、實力最強的經營者群體，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經營業績。浙江商會更是其立于現代經濟社會中的一種特殊形式。
3．杭州周邊的江浙有著中國最為龐大的產業鏈分工體系。對于上海和杭州這樣的大城市而言，肩扛著的最大責任是，如何對周邊城市產生帶動作用，通過城市集群將互聯網＋人工智能的環境優勢放大。
浙江的產業集群有一個特點，即集群內部企業之間的勞動分工高度細化，存在著大量的工序型企業和半成品交易市場，其產品生產過程可分拆為幾個不同步驟，為企業間的分工合作提供可能性。此外，浙江的產業集群是建立在無數個中小企業之上的，具有很強的文化、地理根植性和產業關聯性。
溫州常州有著無數個小型的加工企業和制造企業，如果將智能硬件這一產業要素集中在江浙地區，那么，依托智能硬件為基礎的AI初創企業就會集中在這里發展，阿里巴巴的成功就依賴于江浙一帶的企業資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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